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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峰判刑有期徒刑20年刘鑫为何成了挡子弹的盾牌_[瓦罗兰#]

发布时间:2021-06-03 19:48:44 阅读: 来源:玻璃磨边机厂家

陈世峰判刑20年,据报道,12月20日下午3点,备受关注的中国女留学生江歌被杀一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当庭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对于这样宣判结果不知道你有何感想,那么,刘鑫为何成了挡子弹的盾牌?一起去了解一下。

江歌案于今天(12月20日)下午宣判,最终宣判结果是,陈世峰获刑20年,陈世峰在现场一度似乎晕倒。其实,12月18日,江歌案庭审进行到第6日,日本检方建议判处凶手陈世峰20年有期徒刑。

检方列出七个关键点:

1.所造成的致命伤;

2.杀机非常强烈;

3.杀人动机,数月前就跟踪刘鑫;

4.结果非常严重,江歌前途无量;

5.计划性,有计划地要杀害刘鑫;

6.若刘鑫把门打开或者刀子没断,陈世峰很可能会杀害刘鑫;

7.陈世峰完全没有反省,使得江歌母亲深受伤害。杀人罪和恐吓罪并犯,最高刑期是22年,由于行凶对象只有一名,陈本人没有精神问题,江歌十分无辜,因此求刑20年。

刘鑫为何成了挡子弹的盾牌

自开庭以来,舆论对此案关注持续走低。这很好理解。法庭之内,哪怕有一些永远无法还原的真相,但基本事实通过物证、人证和相关逻辑分析,并不容易推翻,可以引发争议的话题并不多。

况且,对日本的法治环境,人们是有起码信心的;而且当事各方都不是日本人,不存在人为操纵的可能;再说,国内舆论喧天,但仍只是局限于汉语环境的舆论,绝大多数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看不懂,也不关心咱们在激动啥,因此根本不用担心所谓“舆论影响司法”的后果。

中文世界的各种法律分析与预测,只是普及日本法律常识;各种陈情,对这场审判无丝毫影响,包括江歌母亲找了400多万人,签名请求判处陈世峰死刑,但不会对此案产生任何影响,相信日本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签名运动只是表达了受害者母亲的悲伤到了何种地步。

审判陈世峰,尽可以放心交给日本法官,中国舆论不必操心。

其实一开始,这个案件的争论重心就不在法律,不在刘鑫有没有锁门,有没有递刀;刀是江歌的,还是陈世峰的;陈世峰是不是蓄意杀人--相信日本警方和法院能把这些调查清楚,给予一个日本式的公正判决。很多人对此抱有信心。

问题的争论重心在于,刘鑫在事后的应对。正因为这点,大多数人才把她钉在“人渣”等若干耻辱柱上。

陈世峰罪恶滔天,但刘鑫作为这一事件的间接受害者,她的事后应对,使之成为替陈世峰挡道德子弹的盾牌。

与事后应对遭受如潮讨伐相比,刘鑫在案发时的应对,显得无关紧要。

案发当时,刘鑫的几乎所有作为,都获得程度不同的理解。多少人会觉得她应该破门而出,夺下陈世峰的刀救下江歌?哪怕懦弱地反锁上门,情况如此危急,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这又有什么值得刻意指责的呢?

但是,在案发之后的将近一年时间里,刘鑫的行为,完全脱离了人们的基本认知。

从法律上讲,江歌是被陈世峰杀害的,但从事件的来龙去脉看,江歌之死,是与刘鑫有一定关系的,这种相关性体现在:

一,刘鑫一再声称江歌是她最好的朋友,两个人住在一起,可以设想,如果刘鑫不认识江歌,江歌便不会有这场无妄之灾。

二,住房是江歌的,而一般情况下,都是主人先进门。在案发当时,如果江歌先进门而刘鑫落在后面,那么受害的很可能是刘鑫,或者先挨刀的是刘鑫。

上面的相关性,不是让刘鑫担负法律责任的理由。但正因为只是这种若即若离的相关性,使刘鑫虽不用担负法律责任,但逃不脱道义责任,或者说道德义务。

道义责任不像法律责任那样清晰,可以清晰到牢狱几年几月,赔偿金额几元几角,时间和金钱额度缴讫,就两不相欠。

道义责任是一个很含糊的东西,有可能是一声真诚的道歉,从而获得受损一方的谅解,也可能一辈子背负,到死也还不清,因此,它往往体现为一种精神和财产的双重压力,而压力大小,往往取决于受损一方的谅解与否。

刘鑫及其家人,以拒绝与江歌母亲见面的方式,试图拒绝承担道义责任。这一行为,点燃了万千网友的怒火。

关于拒绝见面,刘鑫的解释是日本警方的要求。但即便如此,也没有见说日本警方禁止刘鑫的家人与江歌母亲见面。

那么,刘鑫及其家人在害怕什么?推测起来无非是两点:其一,无法向江歌母亲解释江歌如何遇害,以及自己在案发当时的适当或不适当作为;其二,因为道义上的亏欠,害怕江歌母亲提出诸如养老、赔偿等经济要求。

当我们把这两个害怕形诸文字,实际上问题已经大大简化。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刘鑫及其家人在处理事后与江歌母亲的关系时,不仅要考虑上述两个害怕,还要顾忌周围人的议论,譬如未出嫁的女孩子沾上命案所受到的名誉影响,等等。

刘鑫一家没有料到的是,本以为可以避而不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彻底撇清与这一案件的任何关系。

殊不知,江歌母亲通过互联网,把事情搞到路人皆知的地步,刘鑫一家背上忘恩负义、绝情寡义、人性凉薄、人渣等等恶名,受到万千网民的唾骂。

刘鑫及其家人,不用担负法律责任,哪怕如其担心的万一江歌母亲提出养老、赔偿等,也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支持,但正因为害怕道义责任而导致的一系列避而不见的行为,使之遭受铺天盖地的人品指责和道德谴责。

站在一个绝对的、不用考虑丝毫人情的、外人的角度,完全可以说:你的女儿被人杀掉,关我屁事!你觉得有委屈,觉得我有问题,你上法院告我啊!

须知,法律所能调节和厘定的,只是社会关系中极其有限的部分,还有更多的社会关系,要靠道德守则维系。

法律掌握在公权力机关,而道德评判在公众的悠悠之口。不可否认,前者来自专家的精心设计,而后者往往存在于人心之中,有时候飘忽不定,甚至表现出民粹主义的戾气,瑕疵不少。

但无论法律条文如何清晰理性,道德防线如何漏洞百出,社会的混乱,始于法治破坏,而社会的崩溃,则起于道德体系的崩塌。

有一些道德教条,千百年来已经根深蒂固,内化为日常精神生活,成为品题人物的重要尺度,它使社会生活变得有意义,无数人愿意为之守护和追求。

对这些道德教条,除了尊重,无法反抗。譬如做人不可忘恩负义,否则很容易激起道德义愤,认为是在破坏社会共同信仰。刘鑫及其一家恰恰冒犯了这一道德教条。

道德谴责的规制作用,维系着社会基本价值。当我们看到某个服务于经常损害社会公义的声名不佳的机构的人士遭到不公对待,向社会要求公正,结果遭到冷嘲热讽。

基于法治原则,人们当然不会把他怎么样,但那个时候的道德谴责,在要求人心向善方面的作用,显露无遗。

不可否认,社会上有不少人不把道德太当回事。诸如“做人不可忘恩负义”之类于他们而言,兴许还是要求高了,如果再降低一些,江歌于刘鑫并无“收留住宿”之类的恩德,而只是作为一个陌生人,暴死在你的门口,稍有讲究的,恐怕也得请和尚道士超度一下亡灵,图个清静生活;不太讲究的,也得烧点纸钱,愿她一路走好。

如果再降低一些,只是一条大型动物的性命而已,暴死在你面前,你是否该叹息三声呢?

但可惜,呈现于人们面前的,是一片空白,甚至发出了不出庭作证的威胁。“最好的朋友”的死,于她而言,好像是一个氢气球炸掉,吓了一跳而已。

这个时候,铺天盖地传来的刺耳谴责,何妨将它当成一首交响乐?你做你的,我骂我的,何必感觉受了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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